再谈古今碣石为一山

（修订稿）

董宝瑞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岁月如梭。转眼之间，笔者对碣石考辨问题发生兴趣已有30个春秋，撰写和发表碣石考辨文章也有二十六七个年头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笔者在秦皇岛市文联主办的《汪洋》和上海《历史地理》、河北《社联通讯》、辽宁《地名丛刊》，以及《河北学刊》、《河北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有《碣石考》等数十篇碣石考辨文章，阐明了自己对碣石考辨问题的见解和意见。在此期间，撰写有系统阐述对碣石考辨问题见解和看法的书稿《碣石纵横谈》。1993年6月，笔者在参加由中共昌黎县委、昌黎县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合编的《中国黄金海岸开发研究》一书（1994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组稿和编辑工作时，专门写出篇幅较长的论文《古今碣石为一山》，对多年间国内史学界考辨碣石的情况进行了综述，表达了自己认定的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的观点。2003年5月，根据一些新的考辨情况，笔者又对《古今碣石为一山》一文进行了修改、补充，先后发表于《滦河文化研究》和秦皇岛教育学院学报。20多年间，笔者在参加一些碣石考辨问题的争论和辨析时，发表的大多是表达商榷意见的文章。应当说，这都是在历史地理研究范畴进行的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不想，自从去年国庆节期间笔者在和讯博客建立自己的主页，贴出《古今碣石为一山》等碣石考辨文章后，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一些持“无棣碣石”说，或曰一心想把无棣县境的一座“小小山丘”说成“《禹贡》碣石山”的人士，非要在网络天地与笔者“争”出个长短高低不可。

今年元宵节那天，笔者写出元宵节感言《切莫输情再输理》，介绍了显然是山东省无棣县委机关搞宣传、报道的一位在网上到处贴其所谓“无棣《禹贡》碣石”说帖子的人士，匿名或化名反复在网络来找笔者求辩“碣石”的经过，乃至达到胡搅蛮缠程度的情况。《切莫输情再输理》在笔者的博客主页发表以后，忽而叫这个“名”，忽而用那个“号”，时而显得比较谦恭，时而又比较毛躁、无理，甚至气急败坏的那位人士似乎“销声匿迹”了。没想到，他在愚人节那天深夜又“冒”了出来，在笔者担任版主的昌黎之窗论坛《谈山论海话昌黎》栏目，贴出了他写的《无棣碣石研究走进大学课堂》的消息，并贴出了一篇《〈禹贡〉集传札记》。笔者在愚人节之夜过后，看到这个与《谈山论海话昌黎》栏目明显“内容不符”，显然别有用意的帖子，当即行使版主职权将其删除了。在删除那个帖子之前，笔者将其保存到文档，对《〈禹贡〉集传札记》一文进行了细细研读。当时，笔者见这贴者把《无棣碣石研究走进大学课堂》和《〈禹贡〉集传札记》放在一起张贴，以为《〈禹贡〉集传札记》就是《无棣碣石研究走进大学课堂》报道的该县县委副书记、主编“济南出版社于2002年、2005年出版了两版《禹贡碣石山》”的郭云鹰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学三楼历史系多媒体教室，给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博士生，作的“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所讲的实际内容，认为郭云鹰同志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到“山师大”去作这样携裹了不少贬损昌黎城北的碣石山及本人的话语“学术报告”，是很不妥当的，不能置之不理，遂利用几天时间，写出了这篇回应文章，并在昨天贴在这里。

今天早晨，收到一位读到本文的好友来信。这位好友说，据他在网络到处搜索，发现《〈禹贡集传〉札记》的作者应该是刘玉文（http://www.wdfy.net/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653），可能不是“被聘为山师大兼职研究员，并成为第一个应邀到山师大作学术报告的地方领导干部”的郭云鹰同志所作的“学术报告”《名山碣石考——兼谈无棣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谈的主要内容。他担心山东无棣某些人故意制造混乱，“故意让‘123’”到昌黎之窗《谈山论海话昌黎》栏目和“昌黎·碣阳书斋”的博客主页“进行挑衅”。对于这位好友的及时指正和提醒，笔者非常感激。笔者在前几天，在网络上没有搜索到《〈禹贡集传〉札记》这篇文章的下落，不知这篇以“领导干部”的某种口气写的文章的作者实际上是并非“领导干部”的刘玉文先生，在一些地方有可能错怪了郭云鹰同志。不过，刘玉文先生在无棣方圆网站发表的《〈禹贡集传〉札记》，开笔所写的“由郭云鹰先生主编的《〈禹贡〉碣石山》一书出版，总结了山东无棣人士近年来考察研究‘无棣《禹贡》碣石‘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在化名“至我碣石”和“123”的山东省无棣县委某人，在昌黎之窗《谈山论海话昌黎》栏目和“昌黎·碣阳书斋”博客主页一再贴出的与报道郭云鹰同志在愚人节前夕在山师大作的长达两个小时的“学术报告”的《无棣碣石研究走进大学课堂》的消息紧连在一起的无署名《〈禹贡集传〉札记》，开头一段是这样说的：“《〈禹贡〉碣石山》一书出版，总结了山东无棣人士近年来考察研究‘无棣《禹贡》碣石’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并没有“由郭云鹰先生主编的”一语，是故意删除了，还是郭云鹰同志在愚人节前夕在山师大作的长达两个小时的“学术报告”，主要是讲的刘玉文先生在无棣方圆网站发表的《〈禹贡集传〉札记》，用以介绍无棣一些人士新的所谓“无棣《禹贡》碣石”的“考察研究”成果，恐怕得由那位化名“至我碣石”和“123”的山东省无棣县委机关搞宣传、报道的那位在网上到处贴其所谓“无棣《禹贡》碣石”说帖子的人士来作说明和澄清了。

鉴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况，笔者对本篇文章通篇作一下修订。

《〈禹贡集传〉札记》的“神经质”一语从何而来？

被笔者误以为是郭云鹰同志在愚人节前夕在山师大作的长达两个小时的“学术报告”时主要讲述的刘玉文先生在无棣方圆网站发表的《〈禹贡集传〉札记》一文，开始就说：“《〈禹贡〉碣石山》一书出版，总结了山东无棣人士近年来考察研究‘无棣《禹贡》碣石’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也传来不同的声音，昌黎的董宝瑞先生就将其视为‘新的“碣石”异说’，并神经质地呼道：‘马谷山祭起的是古碣石山的旗号’！还屡屡责问‘落笔是不是显得有点轻率了些’，‘偷梁换柱、强词夺理的痕迹是不是太浓了一些’，‘立论者是否有点太痴情无棣马谷山为古碣石山之说，臆想和武断的成分太多了’等等。”

看到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出现的这样一段对本人以及所写的文章横加指责的话，笔者不觉笑出了声，实在不知《〈禹贡集传〉札记》这句“神经质”的话是从何说起的？是不是为文者本人常犯“神经质”的毛病，却玩起倒打一耙的游戏来了。笔者查了一下自己写的文章，笔者在2003年夏天在改定《碣石纵横谈》书稿时，在《〈禹贡〉碣石非两地》一节中确实写有这样一段话：“马谷山在山东省无棣县（在明朝时因避讳明成祖朱棣的讳字曾改称‘海丰’）城北30公里处，海拔63.4米，方圆0.39平方公里，为鲁北地区惟一的一座山丘，俗称‘大山’。无独有偶，与无棣县相邻的河北省海兴县有‘小山’。小山在大山北偏西约20公里处，在海兴县城东北10公里处，旧称马骝山。据介绍，小山南北长约7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海拔36.18米。马谷山与马骝山，以往都建有一些庙宇，均堪称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名胜之地；只是，从地理位置和实地情况看，这两座山丘都无法称之系《禹贡》记载之‘碣石’。近年，两地都在开发旅游事业，马谷山祭起的是古碣石山的旗号。非常明显，马谷山并非‘高三里，周六七里’，刘世伟、顾炎武的记述是夸大其词，相当不准确的。在鲁北和冀东南的沿海地区，茫茫海滩上有这两处低矮的山丘，也算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了，但毕竟实在太低，也太小了些，一个海拔63米多，一个海拔36米许，只能算作‘高土冈’，既难以作为入河的导航标志，又不与‘太行’、‘恒山’等山岳连接，何以可当‘碣石’？也许是为了开发旅游，当地人近几年接连在新闻媒体发表文章，说其地为曹操自辽西班师顺路‘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地……”笔者在今年1月中旬撰写与郭云鹰、刘玉文等无棣一些人士硬说曹操“东临”的“碣石”是在今无棣县境内距海已经25公里的马谷山的观点进行辩论的《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一文时，引述了这段话。任何神经没有什么“质”毛病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段相当平和的介绍性文字，没有任何贬损无棣县开发“碣石”旅游产品的成分和含义，但不知怎么，在这篇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中，却成了什么“神经质地呼道”？这篇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这样说，只能说明了这样一点，笔者在前几年写文章时说的很通常的一句话，恰恰点中了某些“无棣人士”搞的所谓“无棣碣石”考辩的要害穴位。其实，无棣的马谷山到底是怎样在那几年搞起所谓的“碣石山”旅游的，无棣一些人士是比谁都清楚的。很显然，一些“无棣人士”突然对明、清以来存留的“无棣碣石”之说发生兴趣，并不是真正为了在学术上研究争论已久的碣石考辨问题，而是为了“祭起”马谷山“是古碣石山的旗号”，大搞当地的旅游开发“政绩”工程。这件事，用笔者在网络搜索到的无棣当地一位不满这种举动的网民的话是：“忽悠，又在忽悠，小小山丘，忽悠成碣石山，说什么曹操来过，东临碣石”，“光改山名就忽悠老百姓的钱上千万”。实情具体如何，笔者不怎么了解，从一些报道上看，大张旗鼓地“祭起”马谷山“是古碣石山的旗号”，改山名，搞旅游，是当地的“政府行为”。不过，笔者早就一再强调，无棣县境既然有马谷山那样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名胜之地，搞搞旅游开发，是无可厚非的，但搞旅游开发是一回事儿（搞旅游产品是允许捕风捉影，仿古造假的），搞学术研究、问题讨论则是另一回事儿了（搞学术研究问题讨论允许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但忌讳生拉硬拽，肆意作伪）。其实，明眼人并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所写的所谓“碣石”考辩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有一位网民就在有人给倡导和主要领导进行“祭起”马谷山“是古碣石山的旗号”的旅游开发的郭云鹰同志转贴的《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一文后面，直言不讳地留言道：“看明白了，通常的观点，《观沧海》是建安十二年曹操北伐乌桓胜利回师，登临昌黎碣石时所作。这篇文章非说是‘建安十一年曹率张郃、乐进、李典，渡过黄河向东征青州海滨郡县的海盗头目管承’时所作。说了半天，用千方百计证明曹操没去过昌黎碣石，但也没证明曹操就去过无棣碣石啊！”这位网民在评析其文章所说的“‘经过至我碣石’，‘不知当复何从’，还末确定是先南征还是先北伐的战略方针，怎么能讲《观沧海》是北伐乌桓胜利回师时，途经昌黎碣石有感而发”明显有着很大的扭曲史实毛病的一语时，不无讥讽地说：“曹操‘不知当复何从’，就是‘末确定是先南征还是先北伐的战略方针’啊？说不定只是曹操没确定晚上在哪露营打尖呢？”又在评析其文章所说的“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心急如焚、忧国忧民的曹丞相，那有心思单枪匹马，轻车简从绕道近300公里（柳城至昌黎）去登碣石、看大海。假设确实绕道昌黎碣石，那么曹操看到的绝不是‘秋风萧瑟’的景象，而是‘北风徘徊’、‘繁霜霖霖’的‘冬十月’了”一语时云：“人家去的时候没功夫，还不兴回来时路过一下？写诗非得冬天写冬天，秋天写秋天，不兴虚构一下？”最后，这位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八成是为了振兴地方旅游经济而写的文章。别人也能同样照他思路驳他自己。”无独有偶，一位署名“燕京晓林”的网民在网络发表《〈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之反证》，颇为客气地指出了其文实际根本无法“医疗”的六大“硬伤”。看来，“不同的声音”并非一声两声，不仅外地有，本地也有。笔者在此倒想奉劝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一句，在“呼道”自己的所谓“无棣《禹贡》碣石”新说时，切莫“神经质地”听不得从外面和本地“传来”的“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意见与见解啊！

《禹贡》记载的“碣石”是“濒于‘兖河’之北岸”吗？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借谈其“利用闲暇之余补课，浏览了四种版本的《尚书·禹贡》集传”的体会，为其主张的所谓“无棣《禹贡》碣石”说“千方百计”地辩解，并借机“发泄”了对几乎任何不同意其所标榜的“无棣《禹贡》碣石”说的古人、今人的满腔愤懑，算是一篇颇有奇特意味的文章。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提到的其“利用闲暇之余补课”，“浏览”的“四种版本的《尚书·禹贡》集传”，实际上是“九峰学派”的代表人物——南宋著名学者蔡沈的《书集传》在前清时几个不同时期的刊本。《书集传》是蔡沈承袭朱熹学说解经的一部主要著作，也是被明、清两朝钦定的科考功名的必读书，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利用闲暇之余补课”，“浏览”了“四种版本的《尚书·禹贡》集传”，据其在记述声言，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监本”和“奎壁”版本的“蔡沈集传”，在《禹贡》“禹敷土……奠高山大川”节均云“碣石”为“定高山大川以别州境也”，并在《禹贡》“济河惟兖州”节有“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之语，等等。由此，似乎发现了可以考证所谓“无棣《禹贡》碣石”说的新的论据，从而大谈什么“《禹贡》中所举‘高山大川’其作用主要是‘以别州境’。而‘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则《禹贡》篇所载之‘碣石’，当然也是具有‘以别州境’之功用，它位于冀、兖二州接界的古渤海之滨，而濒于‘兖河’之北岸”。笔者实在愚钝，真不知道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中所说的“濒于‘兖河’之北岸”的“碣石”， 是怎么又“位于冀、兖二州接界的古渤海之滨”的？接下来，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又拐了几个弯子，说“此‘碣石’坐落在唐代‘沧州其北界’。无棣县在唐代隶属于河北道景城郡沧州，且在其北部海滨，有一座被称为‘马谷山’的、‘碣然特立’玄武岩孤丘。这座孤丘就是‘《禹贡》碣石’，原不应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等等。笔者依然不晓得，在唐朝时隶属河北道沧州的无棣县，明明在当时的“沧州”的南部边缘地区，怎么成了所谓的“在其北部海滨”，是为了说明“此‘碣石’坐落在唐代‘沧州其北界’”吧！可“唐代‘沧州其北界’”的地理概念，大概连几岁的孩童都清楚吧，其怎么会又一下子跑到唐代沧州“南”界的无棣县境去了呢（无棣县城在沧州市东南90余公里处）！说这样南、北概念都颠三倒四的话，还是“原不应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么？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紧接又凭空大谈什么“‘齐地’所滨之‘碣石’也绝不可能坐落于辽西”等凿空之言。为此，还举出《新唐书·天文志》的“须女、虚、危，玄枵也。……得汉北海、千乘……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正确的读法，“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的“滨于碣石”之前有一个逗号）、“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等记载佐证，乃至不知其本人，还是别人是否相当可笑地说：“这完全与‘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相符合。即‘碣石’在九河之下流，并且是‘以河为竟’的‘北燕’和‘三齐’分界线上的参照物。倘若春秋战国时代有人站在今‘昌黎碣石山’的‘娘娘顶’上，面对河源，去修改周初的封疆诏书曰：‘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那就连燕国昭王后来新建的辽西、右北平、渔阳郡的南部和燕国的两个都城下都、临易，还有后来荆柯要向秦王献图的膏腴之地‘督亢’在内的大半个燕国都划归齐国所有了，这是燕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此处的碣石只能是无棣的古碣石，绝不可能是今昌黎碣石。”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似乎觉得，好像这样一说，就可以证明“碣石只能是无棣的古碣石，绝不可能是今昌黎碣石”了。这不得令人怀疑，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是否觉得这样一说，就谁也不明白“北尽碣石河右之地”的本义了。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说古碣石山是“‘以河为竟’的‘北燕’和‘三齐’分界线上的参照物”，这句话即使正确，恐怕也得到“河”（即黄河）那里去找吧？远古时的“河”的故道在今无棣县境吗！这不是“偷梁换柱、强词夺理的痕迹是不是太浓了一些”，是什么呢！

不大了解历史地理的人，很可能被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说的这一番话，弄得不知所云。其实，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反复转述的是“蔡沈集传”有关释文中表达的这样一个见解，《禹贡》假托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是“记治水之大纲也，分土则区域辨，随刊则便宜审，奠山川则州境别”，也就是说，“奠高山、大川”，是为了区别“州境”，乃至在“监本”和“奎壁”版本的“蔡沈集传”中释出了“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等语。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的这段话，貌似很有道理，但却忘记了全文仅1194字的《尚书·禹贡》，是把“碣石”明确地记在“冀州”之境的，并没有记入与之相邻的“兖州”之境，而那时的今无棣县境是在济水与河水（黄河）两渎之间的“兖州”境内的，并没有跑到其北面的“冀州”的山川和大地之中；那时的“碣石”，即使再靠近“兖州”，也根本不在济水与河水之间的“兖州”境内，只能以“冀州”的“碣石”为“州境别”，说上一句“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的话。而“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这句话的正确解释是，《禹贡》所认定的“兖州之境”，是向“北尽”于古碣石山所临近的古黄河南岸之地的。对于与冀州紧连的兖州，《禹贡》在记“兖州”时，已经清楚地指出：“济、河惟兖州。”《孔传》释之曰：“东南据济，西北距河。”唐朝著名学者孔颖达释之曰：“此下八州发首言山川者，皆谓境界所及也。”北宋学者郑樵释之曰：“《禹贡》之书所以为万代地理家成宪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兖州者当时所命之名，后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济、河惟兖州。以济水、河水之间为兖州也。”也就是说，《禹贡》记载的“兖州”，是指济水与河水之间的沿海地区，并不是指“冀州”的“碣石”所在地，也没有到达古碣石山脚下。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清楚的是，那时的黄河——“河水”的入海之处，并不在包括今无棣县境在内的今黄河三角洲地区，而是在今天的天津市一带，也就是说，“河口”是靠近冀东平原的沿海地区的。毋庸讳言，“监本”和“奎壁”版本的“蔡沈集传”之所以云“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是因蔡沈及其流派信奉的是被不少史家论证明显错误的古碣石山在古黄河口说。蔡沈在著《书集传》引述《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时，自增有“河口之地”一语，即把远古时的黄河口向北大举移到了今滦河口一带。这是《书集传》无可否认的一大败笔。若据此来解释“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一语，“兖州之境”大约就包括了“燕国昭王后来新建的辽西、右北平、渔阳郡的南部和燕国的两个都城下都、临易，还有后来荆柯要向秦王献图的膏腴之地‘督亢’在内的大半个燕国”了，这才是谁也无法相信的笑谈呢！

指出蔡沈“以意为之”纰缪的晚清学者马恂何罪之有？

蔡沈（1167－1230），字仲默，建阳（今属福建）人，以隐居九峰得称“九峰先生”，曾师从朱熹专习《尚书》数十年。对于蔡沈在《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骊成”一作“骊城”，在今河北省抚宁县境，以往胡渭、杨守敬等著名学者误认在乐亭县境，导致“碣石沦海说”的产生；“揭”即“碣”，王莽改）一句之后，自增“河口之地”一语这一大败笔，清朝晚期的直隶省迁安县学者马恂在主笔重修同治四年（1865年）版《昌黎县志》时，曾经明确指出：“蔡九峰作《尚书传》，于所引《汉书·地理志》骊城县大碣石山在其西南，而自增‘河口之地’，《汉书》本无此四字也。九峰生于南宋，南北分裂，何由知北方之山川形势？此不过以意为之耳！然碣石之不必在河口，不在海滨，不必繁称博引，即《禹贡》之文思之，可晓然矣！”很显然，人称“九峰先生”的朱熹弟子蔡沈虽为饱学之士，但他身在南宋，并没有到过金国统治的地方，是不怎么知晓属于金国辖境的北方山川形势的，在提出古碣石山在古黄河口之说时，只能“以意为之”。

对于指出“蔡沈集传”这一重大纰误的晚清直隶迁安学者马恂，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大为恼火，不惜横加指责地说：“……韦昭（204年－273年，曹操北征乌桓时他才四岁）乃三国时孙吴的四朝重臣，当时也是‘南北分裂’，右北平归曹魏管辖，那韦昭‘何由知北方之山川形势’？有何证据证明韦昭曾到右北平亲眼见到‘枕海……甬道，大石如柱形’？有无‘不过以意为之耳’？”“同理，郦道元时代也是‘南北分裂”，生于北朝，他‘何由知南方之山川形势’？而为何《水经注》内竟有南朝的‘山川形势’？有何证据证明郦道元曾亲耳听到三峡‘高猿长啸，属引凄异’？是否亦有‘不过以意为之耳’之嫌？”“按照这种人的‘考证逻辑’，司马迁没见到三皇五帝、五霸七雄、汉高文景，所以其《本纪》也无可取之处？”“《汉书·地理志》的编纂者班固，乃雍州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士，按照‘马恂’先生们的逻辑，有何证据证明他履亲过所记述的九州山川？或否也同样存在‘何由知之’‘以意为之耳’的疑问？”“诚如董宝瑞先生所说的‘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夫人李永藩籍出治所在古城卢龙的旧永平府一带的谭其骧先生在撰写论文《碣石考》时，若能亲自到昌黎沿海实地勘察一下，也就不会推测另有一块“碣石”没于陆了’（董文《碣石考絮语》）。说明谭其骧老先生在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的《碣石考》，也同样没到昌黎沿海实地勘察，那谭老‘何由知昌黎娘娘顶之山川形势’？可否亦有‘不过以意为之耳’之嫌？”至此，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又蛮不讲理，信口开河地说：“坚持‘《禹贡》碣石在无棣’的人士，可以以此而‘怀疑’是班固把‘骊成’县和当时无棣所属的‘高成’县给弄混了。《汉志》应在‘高成’下注明‘碣石在县东南’就对了。这就会嘎然平息‘千年聚讼’！省得‘马恂’先生们，把个‘骊成大揭石’硬当成《禹贡》碣石，在北平辽西，东西南北、陆地海上像摆积木似的，人为地摆划了数百年还没有摆放稳当。”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连珠炮似的讲出的这些话，很难说有什么进行学术研究与问题讨论的意味。问题首先在于，晚清直隶迁安学者马恂在主笔重修同治四年（1865年）版《昌黎县志》时，指出的“蔡九峰作《尚书传》，于所引《汉书·地理志》骊城县大碣石山在其西南，而自增‘河口之地’，《汉书》本无此四字”，究竟是对是错。次之，是马恂所指出的“九峰生于南宋，南北分裂，何由知北方之山川形势？此不过以意为之耳！”这句话成立不成立，是不是实际情况。显然，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在谈这个问题时是本末倒置了，不说蔡沈其错，而是抓住马恂指出蔡沈错误时的一句“以意为之”大做文章，对140多年前的不符合一些“无棣人士”的所谓“无棣《禹贡》碣石”说心意的一个清朝名闻京东的学者横加指责，乃至出现了“马恂’先生们”这样不恭不敬的蔑称，好像连古人也要找来“打”上一“架”似的，并借机诬蔑今秦皇岛市及其邻近地区“把个‘骊成大揭石’硬当成《禹贡》碣石，在北平辽西，东西南北、陆地海上像摆积木似的，人为地摆划了数百年还没有摆放稳当”，说出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一贯“以意为之”的人在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的一些根本不着边的话。

其实，正是被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根本看不上眼的“马恂”，指出了蔡沈在作《尚书传》时自增“河口之地”的根本站不住脚，给后世带来误认“碣石在九河入海之口”、“不知碣石根本与九河无关”的种种歧说的重大纰谬，即使无功，也不能算作犯了某种“罪过”吧！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用心奉读的“蔡沈集传”，虽然在封建社会堪称圭臬，但也不是佛爷的眼珠谁也碰不得的，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了。蔡九峰先生硬说古黄河口在今天的昌黎、乐亭等县海边，没有说是在今天的无棣县海边，这大概也是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所决不能认可的吧。我们姑且退一步说，即使生于南宋的蔡沈在作《尚书传》时，在“南北分裂”的情况下，比较神通，知晓“北方之山川形势”，没有“以意为之”，把《汉书》本无的“河口之地”四字增加对了，但蔡九峰先生也没有糊涂到把《禹贡》记载的古碣石山驱出“冀州”之境，放在“兖州”之境的地步，他也没有认为古碣石山，不是在西汉时的右北平郡“骊成县”西南的“河口之地”，而是在其认定的“河口”之西南偏南四五百里之外的“高成县”境东南的无棣县境，即不是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所说的“无棣《禹贡》碣石”吧！这一点，是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等“无棣人士”用什么样的“考证逻辑”，也“忽悠”不过去和无法“混淆”的。实际上，正是“‘马恂’先生们”熟悉古碣石山的山川形势，指出了堪称“大儒”的蔡沈的纰谬，还了《汉书》记载之本来面目，同时，也没有去肆意误谈“蔡沈集传”的所谓“新意”。

“然碣石之不必在河口，不在海滨，不必繁称博引，即《禹贡》之文思之，可晓然矣！”18世纪中叶畿辅一介书生马恂在140多年前说的这句话，道出的才是《禹贡》“碣石”考证之真谛。我们今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情知远古时的“河口之地”，不在今天的昌黎、乐亭等县海边，也不在今天的无棣县海边，还是不要借此来干那种用明显的纰缪混淆视听、贻误后世的“以意为之”的傻事为好。

“无棣碣石”说由“误认碣石在九河入海之口”而来

说句公道话，把远古时的黄河口与后来不断改道的黄河口混淆，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也不是一些“无棣人士”的“发明”和“创造”。

对于这一点，清朝初期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胡渭（1633－1710）在著《禹贡锥指》时就曾明确指出：“碣石，冀州山，后世有因黄河改道而移之于兖域者，元王充耘、明刘世伟之说是也。”胡渭在分析元朝学者王充耘在《读书管见》中谈“碣石河道”时所云“或者以为今谷口御河入海处，北面有石山耸立，状如小孤山。北人呼为碣石，古人尝镌铭其上，揭先生（傒斯）亦尝刻诗石间。御河水自卫辉、彰德而来，过临清、东光、沧州、长芦至赤谷下海，湍流黄浊，与黄河相类。或云此正在黄河道，谓之过河，……又与九河相应。而自海道入河者，碣石亦正在右转屈之间，其与‘夹右碣石入河’皆相吻合”时，写道：“按御河即卫河，亦名济渠，今河间府青县南二里有合日镇，为漳、卫合流处，其地有中山，山岩耸峙，悬瀑数十丈，俗呼为高土冈，岂即所谓石山耸立、状如小孤山者耶？盖宋时商胡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入海。故金、元之世流为妄谈，王氏采入经解，无识甚矣。”其中的“明刘世伟”，指的是明朝阳信（今无棣一带）学者刘世伟。刘世伟认同王充耘的推测，并认为沧州之北的青县境内的“中山”不是“御河入海处”的“碣石”，而时属济南府的海丰县的马谷山当为《禹贡》之“碣石”：“海丰县北六十里有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为河入海处。”他拿出的理由是：“《禹贡》叙碣石有入河入海之文，其在九河之末、入海之口明矣。今九河故道俱在德、棣之间，碣石不当复在他境。况地势北高南下，北平高地，河水奚由而达耶，马谷山既在九河之下，而又巍然独出于海滨，其为碣石无疑。”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著《肇域志》时采纳了这一说法，在《肇域志》济南府海丰县条载：“北六十里，有马谷山，亦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山半有洞，广二丈余，深不可测。刘世伟曰：此即古之碣石也。《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又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其在九河之末，入海之口，明矣。传者以为在辽西骊城之地，而郦道元又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夫事无所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以迹而论，九河故道，俱在德、棣之间，而碣石不当复在他境。以理而论，禹之治水，行所无事，齐地洿下滨海，以禹之智，不从此入，而反转绕千里之外，乃自北平而入海耶？况地势北高，无行水之道，今自直沽以北，水皆南注，北平地高，则河又奚由而达耶。又云，碣石已去岸五百里。审如是，当在麻姑岛以东、塔山大洋以南，而《海道图经》又无此山，则此语尤不足信矣。今此山既在九河之下，而又巍然独出于海滨之上，其为碣石无疑。太史公亦言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其时去三代未远，当有所见，今济南青州之北，正古之所谓渤海也。”胡渭在著“导河一章，博考精思，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颇有价值”的《禹贡锥指》时，明确指出，这一说法貌似有理，实则无据：“《水经注》笃马河东北径阳信县故城南，又东北入海。阳信故城在今海丰县界，《县志》云：‘钩盘河北派径县西北三十里，又东北经马谷山前入海。’盖即古笃马河，亦名陷河者。宋二股河下流合笃马河经此山入海，非禹迹也，安得指马谷为碣石。刘氏凿空无据，或乃赏其新奇而笔之于书，亦独何与？”清朝学者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也明确指出：“如此则兖州，非冀州，又与太行、恒山不相接，且莱夷夹左入河，非岛夷夹右入河矣。”同时，俞正燮在《癸巳类稿》还特意指出：“夹右碣石入于河，则碣石又不必正当河流，应在禹河入海处之西北，抚宁、昌黎之说，于经文为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起釪先生在1984年第5期发表的《碣石考》一文中明确指出：“这一说是由于误认碣石在九河入海之口来的，不知碣石根本与九河无关。”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尚书》颇有研究的刘起釪先生在《碣石考》中说的这句话，可谓是一言中的，这不是古人和今人所主张的“无棣碣石”之说，所能轻轻易易地绕过去的。

昌黎碣石山主峰是“像一根锯条上的‘大锯齿’”吗？

“如此则兖州，非冀州，又与太行、恒山不相接，且莱夷夹左入河，非岛夷夹右入河矣。”对于清朝学者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批驳元朝学者王充耘《禹贡》记载的“碣石”在谷口御河入海处说和顾炎武的为马谷山说的这句一针见血的话，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情知不能轻易绕过，就竭力来抹杀“兖州”与“冀州”、“莱夷夹左入河”与“岛夷夹右入河”的界线，说“以往，学者们讨论《禹贡》碣石，往往只着眼于碣石的‘贡道标识’的次要功用，却忽略了碣石‘以别州境’的主要功用。因此，人为地给《禹贡》碣石冠以‘冀州碣石’、‘兖州碣石’之类的标签，不是到古黄河移徙的尾闾之地、冀兖二州的接界之域去定位碣石，而是到燕山余脉去‘奉旨’寻找所谓能够望到‘水何澹澹’的‘特立高山’”， 并且又非常滑稽，乃至有点哗众取宠地说：“其实，所谓‘高山’是相对的，禹时还没有‘海拔’基准概念，古人一般只对‘相对高度’感兴趣，高出海面60余米的海滨碣然特立的孤丘，要比高差悬殊不大的上百峰峦中相对高出60余米的山头更加明显，因为前者远近看皆为特立‘孤标’，而后者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远处望去（不管是从海上，还是陆上），那高出一点的山头充其量就像一根锯条上的‘大锯齿’而已，根本无‘导航’作用可言。即使今天的现代船舶，不用无线电导航仪或‘卫导’，仅仅以数百里之外的‘昌黎碣石’作为导航、转向标识，就能进于海河口，而找到塘沽新港，无异于痴人说梦。远的不说，而今进出葫芦岛的舰船有谁以昌黎的娘娘顶‘导航’？”又云：“禹时的人力小舟可能尚未使帆，只能傍近岸曲折航行，进入河口、港湾只需在其附近找一个明显而熟悉的标识即可。正如现代船舶进港仍以并不特别高大的灯浮、水鼓，甚至是大烟囱作导航标识，这是航海常识，为何大河口附近的60多米高的明显孤丘就不具标识作用呢？船行于大海，为保证航行安全和不偏离航线，宁肯选定靠近航道的小型岛礁做参照物，绝不会选择百十里之外的甬道似的一排山头作导航标识，这是近海航行常识。不信，就去请教一下航海人员。如果按照清谈者的奇思妙想，原始的‘岛夷’尚能在数百里之外‘夹右’一个山头即可保证‘入于河’，那末明代郑和下西洋就容易多了，他只需选择珠穆朗玛峰、乞力马扎罗山等几个大山头就行了。”

读了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的这段文字，给人的只能是一种哑然失笑的感觉。说这位读过四种版本的《禹贡集传》的先生无航海知识吧，他似乎是饱学之士，还知道远离大海的“珠穆朗玛峰、乞力马扎罗山等几个大山头”；说他特别有航海知识吧，他似乎仅知道“灯浮、水鼓，甚至是大烟囱”之类可“作导航标识”，并认为耸立于近海平原的特出高峰“根本无‘导航’作用可言”。其实，读过《尚书·禹贡》的人都能领悟到这一点，《禹贡》不仅将“碣石”明确记载在“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而且在“导山”中记“导岍及岐”之北中国山脉走势时明确记载：“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显然，前者说的是冀州的入贡之道，后者说的是古代的碣石山系与“太行”、“恒山”等古代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联、形势相应，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山海经》在北山经中明确载有的“碣石之山”和《禹贡》“冀州”、“导山”记载的“碣石”，是雄踞渤海近岸的，既为远古时东北进贡的部族乘舟遵海入河转航时必望的航标，又为众山尽海之标志。当然，也具有比较突出的“以别州境”作用，不然一些古人就不会说“夹右碣石为北燕”（这是在说“夹右碣石”，即俞正燮《癸巳类稿》所说的“禹河入海处之西北”，为“北燕”之地）、“滨于碣石”（“滨”，靠近，邻近；即靠近可作导航标准的碣石山所在的沿海地域），乃至“北尽碣石河右之地”等话了，这是在以“冀州”之“碣石”，在说“兖州”的北境连接之处，并非以“兖州”之马谷山在说“兖州”的南境之外（马谷山在“兖州”的南境，并不在其北境）。“以别州境”，当为冀州“碣石”的地理坐标的重要作用之一，但不能就此“人为”地说是其“主要功用”，还是“次要功用”。而“以往”的“学者们讨论《禹贡》碣石”，“往往只着眼于”碣石的“贡道标识”作用，绝并非将其视之为所谓的“次要功用”，是将视其为断不可，也不能无端“忽略”的“主要功用”的。正由于《禹贡》在“冀州”明确记载“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从古到今，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谁也不会闭着眼睛到“古黄河移徙的尾闾之地、冀兖二州的接界之域去定位碣石”更何况如今在无棣县境的马谷山，尽管在远古时也能起一定的“孤标”导航作用，但其是在“古黄河移徙的尾闾之地”，并不在北部的“冀兖二州的接界之域”，充其量可以作为“莱夷夹左入河”的航标；人们只会理所当然地“到燕山余脉”去寻找“能够望到‘水何澹澹’的‘特立高山’”。而这根本无需“奉”什么“旨”而寻找的“特立高山”，就是无数古今学者考定的坐落在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昌黎的碣石山不仅与《禹贡》记载的“碣石”地理位置名实相符，而且在古黄河口之北的近海平原上是没有别的任何山峦可与之相混的。这是谁都难以否认的实地情况，不是谁用一两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可以说跑的。

自古高耸于昌黎城北的碣石山，为燕山山脉伸向渤海近岸的突起余脉，南北长近24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跨越昌黎、抚宁、卢龙三县境界，由近百座颠连起伏的峰峦组成。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海拔695米。仙台顶位于昌黎县城北如屏似障的群山正中，为渤海近岸形貌奇特、峭拔突起的最高山峰，其顶尖如柱高耸，似擎天柱石，不论从山势上看还是形貌上看，均合于古人关于“碣石”的记载。碣石山地当中原与辽东的交通冲要，不仅为山之尽头海之畔的标志，而且是古今重要的地望航标。时至今日，昌黎、抚宁、秦皇岛、山海关和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出海打鱼，仍常以碣石山为航海标识。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的顶尖（由两座互连的置顶峰峦叠成）在海中矗矗高出，神奇无比，完全可以作禹贡时代遵海入河的转航之标识。在此，顺便说一句，据《无棣碣石山历史事件、研究开发备忘录》记载，无棣县有几位同志是在2001年4月中旬“至我碣石”，在昌黎碣石山悄悄地转了一圈的。可不知这几位同志是怎么匆匆，或曰草草“考察”并非“小孤山”的昌黎碣石山的，迄今竟使当时并没跟着郭云鹰同志“至我碣石”的刘玉文先生在为文时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当时所登过的昌黎碣石山主峰仙台顶，“从远处望去（不管是从海上，还是陆上），那高出一点的山头充其量就像一根锯条上的‘大锯齿’而已，根本无‘导航’作用可言”。由此看来，无棣县的那几个同志在千里跋涉北上的一两天时间内，不仅仅是登过昌黎城北的神岳碣石山，还下过昌黎或“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的大海，并专门看过碣石山主峰在海中像不像“大锯齿”，可不可起“‘导航’作用”了。幸好，昌黎碣石山到现在也没有在地球上消失，也没有被人移走，而且从古至今一直巍然屹立在昌黎、秦皇岛一带海边，尚可与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忽悠”的假话进行对证和比照。众人是都有眼睛的，多年间来昌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游人络绎不绝，正常的人都能看到碣石山主峰仙台顶超然挺立，直插云天的雄姿，却不知在戴上有色眼镜的某些“无棣人士”眼里，怎么就凭空成了“根本无‘导航’作用可言”的“一根锯条上的‘大锯齿’”了？不觉得这是在蒙骗没来过昌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无棣和其他地方的人么！诚然，碣石山确实根本无法像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例举的“珠穆朗玛峰”和“乞力马扎罗山”那样高大无比，但它也不至于像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可能仅见到的某地海边的“大烟囱”那样孤零零地可怜呀！在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的口中，“相对高度”较低、基本没有什么有如“碣石”的独特的挺拔山形的马谷山，足可以在无棣海边起“‘导航’作用”；那么，“相对高度”较高的，比马谷山高有十倍还多的顶峰有如柱形的碣石山主峰仙台顶反倒不能起“‘导航’作用”了，这不成了咄咄怪事么！笔者在此仅想告诉颇有突发奇想的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古往今来的昌黎、抚宁、秦皇岛、山海关和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并非是想搞什么的“清谈者”，也没有什么超凡的“奇思妙想”，他们只认识出海打鱼时可以识别方位的“碣石”——足以担当一个较大的海域地物航标的碣石山主峰仙台顶。大约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还不怎么知道，从如今的滦河口往东北而去，是有不少山峦、岛屿、礁石等可作航海的地物参照标识的；而从如今的滦河口往南偏西而去，大概直到今无棣县境，渤海沿岸是几乎无山可言的，大多都是泥岸，甚至基本上没有一块礁石存在，是很难找到多少航海能够眺望的地物标识的；况且，在古时哪儿也没有“并不特别高大的灯浮、水鼓，甚至是大烟囱”可作“导航标识”。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有关“导航”知识的高谈阔论，也最好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今天的现代船舶，倘若不用无线电导航仪或“卫导”的话，从辽东湾驶来，很可能就只有像古人那样，主要靠能在大海深处看到的有如天桥柱石的“昌黎碣石”的峰首作为导航、转向标识，方能比较顺利地找到海河口的位置，进而找到在昌黎碣石山西南偏北约140公里处的塘沽新港。这不是什么“痴人说梦”，而是这一带沿海的地物航标的现实。当然，“而今进出葫芦岛的舰船”是不能“以昌黎的娘娘顶‘导航’”的，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可能不怎么知道，远在山海关外120多公里的葫芦岛那儿沿海近岸有一座比马谷山高得多的“孤标”山峦，紧贴海边，是不用“昌黎的娘娘顶”代劳的；若说进出秦皇岛港口的现代船舶，倘若不用无线电导航仪或“卫导”，那就可能非得“以昌黎的娘娘顶‘导航’”了，因为秦皇岛港口虽然也有定港的地物航标——位于秦皇岛市北边数十里外的祖山群峰中极似大拇指翘起的响山峰首（在秦皇岛港北偏西27公里处），但要找到可定位秦皇岛港的响山，非得靠比祖山距离渤海近得多的在秦皇岛港西偏南42公里许的碣石山主峰引导不可。这是航海常识，是笔者向航海者多方了解到的，并非“痴人说梦”。而无棣海边建港，大约没有这个天然的优良条件吧。海拔60多米的马谷山虽然在远古时可能起过“莱夷夹左入河”的导航作用，但如今毕竟距海已经有25公里了，是在海上怎么看也看不到的，若是现在还在海边，或是距海较近一些，还有可能。此外，想考证“碣石”，别忘了“碣石”是有其基本定义的，并不是那个小小山头，或是那块高一点的石岩就可以随随便便称之为“碣石”的。“碣石”的本义，在于可当作标之石，大体应呈圆柱形。“碣”字本从木，通楬櫫之“楬”。“楬”，在春秋时专指作标志用的小木桩，即作标之木。《周礼·秋官·蜡氏》记有：“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 郑学的代表人物、东汉经学家郑玄，引述郑司农（即东汉经学家郑众，史称其与其父郑兴为“前郑”）之语注曰：“楬，欲令其帜取之，今时楬櫫是也。”由此可知，“碣”字之所以产生，是取“楬”之义，专指作标之石的。也正因“碣”字本义在“楬”，到汉朝时用其形容山石时，产生了独立高耸之义，并引申为标识（《汉书·扬雄传》有“碣以崇山”句，唐朝训诂学家颜师古注：“碣，山特立貌。”）；东汉许慎在著《说文》时，明确释“碣石”为“特立之石”，并云“东海有碣石山”。追本寻源，不难得知，碣石山的基本定义应为似“碣”之山，其山石独立高耸，特立一地，可作标识。实际上的情况也是如此，“碣石”之所以在古地名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在于它是北方沿海地区一个引人注目的地理坐标，否则是就很难在燕山山脉的诸多高于它的山峰之中早早得名，并且早早出名的。“碣石”之名不仅见于《尚书·禹贡》，还见于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山海经》是明确记载有“碣石之山”的。关于碣石山，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均记载于昌黎一带，而没有记载于无棣一带，这是谁也不能抹杀掉的史实。对于昌黎碣石山的形状，早在宋朝以前的几百年，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唐朝初期有名的经学家孔颖达在注河北道之名山“碣石”时就曾明确指出：“碣石在平州东，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当即《禹贡》之碣石。”不知怎么，早在一千三四百年之前的冀州衡水人孔颖达就记得清清楚楚的“当即《禹贡》之碣石”的“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的昌黎碣石山，在无棣一些人士眼中，竟然变成了“一根锯条上的‘大锯齿’”？那平秃秃的马谷山顶像什么什么！难道“贬损”了昌黎的碣石山，就能“抬高”无棣的马谷山，“埋汰”了别人，就能“清白”自己吗？这是学术研究和问题讨论应有的“考证逻辑”么！

 “《禹贡》碣石”当“必定是‘特别高大’之山”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还在其极貌似领导干部讲话的文章中，怀有满腹抱怨地说“一说‘《禹贡》碣石’，有人就以为必定是‘特别高大’之山”。为了说明在今天的无棣县境的不是“特别高大”的马谷山也可称之为他所认为的“《禹贡》碣石”，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特意从胡渭的《禹贡锥指略例》找出了这样一段话：“禹所名之山，苞举宏远，非一峰一壑之目也……至若厎柱、碣石、朱圉、大伾之类，则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盖山陵之当路者，不得不举为表识，未可执前例以相绳，以为必广袤数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记所言之非也。”由此，自圆其说地表示“无棣古碣石符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不得不举为表识’之意”，等等。但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在说这些话时，恰恰忘掉了这一点，不管胡渭认为“《禹贡》碣石”是否“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胡渭所认为的“《禹贡》碣石”是在冀州古地的今昌黎、乐亭一带海边的，并认定明代学者刘世伟所说的今无棣马谷山即《禹贡》碣石是“凿空无据”之谈的。这些，并不是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所说的“安知今‘笃马’河道非昔之九河故道”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所能否定的。实际上，即便“今‘笃马’河道”不是“非昔之九河故道”，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禹贡》记载的“碣石”并不是在“九河故道”的哪个地方，这是《禹贡》的记载明确指定的，也是古今大多数学者心知肚明、异常清晰的。

大概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在这几年也知道了，被1194字的《禹贡》在两处记载的“碣石”，在有一个历史时期是被古人称为“神岳”的。《汉书》编撰者，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名著《西都赋》中吟道：“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从这句歌赋的语意上看，不难得知，班固所讴歌的可“扬波涛”于其上的“碣石”，是当时人们心目中“激”之可“嶈嶈”的“神岳”。为此，注释《文选》的唐朝著名学者吕延济在注《西都赋》时明确指出：“神岳，即碣石也。”岳，在古代泛指高山，亦专指泰山等名山。笔者不知坐落在今无棣县境的海拔60多米、方圆0.39平方公里的“孤丘”马谷山可否称之为“神岳”，却知燕山山脉伸向渤海近岸的突起余脉，跨越昌黎、抚宁、卢龙三县境界，南北长近24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由近百座颠连起伏的峰峦组成，占地面积约为320平方公里的自古高耸于昌黎城北的碣石山，是足可称之为“神岳”的。它既是高山，也是名山，而且在春秋、战国时就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是鼓吹“神仙”说的“燕国的特产”——“仙人”和方士心目中的圣地（读者可参阅笔者辑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秦岛求仙·徐福东渡·秦皇岛》一书的论文《“神岳”碣石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由此而言，古今诸多学者为何不可“一说‘《禹贡》碣石’”，“就以为必定是‘特别高大’之山”呢？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还据“蔡沈集传”误解《禹贡》的“《禹贡》大河‘至碣石入于海’”等记述，为其所认为的“兖、冀之域的‘碣石’即无棣古碣石”一说，千方百计地进行辩解，并又携裹了一些“讥讽”的话语，笔者不想在此一一对辩。笔者仅想指出的是，大约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一说春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地理著作，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上古地理学文献。两千多年来，历代儒者将其奉为圭臬，不知有多少经学家和学者对《禹贡》作出了不少各种各样的解读。在清朝初期，在胡渭精心编著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为 “（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梁启超评价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的《禹贡锥指》的同时，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1619－1692）亦著有《尚书引义》，对《禹贡》作有堪称异常精辟的解读。当代研究《禹贡》的学者，著名的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辛树帜（1894－1977）在著《禹贡新解》一书（农业出版社1964年9月初版）时，认为王夫之解读《禹贡》“导山”是最有见识的。王夫之在解读《禹贡》“导山”时认为：“……夫‘导’者，有事之词。水流而禹行之，云导可也。山峙而不行，奚云‘导’哉？然则‘导’者，为之道也。……刊木治道，以通行旅，刊、旅之云，正‘导’之谓也。”他还认为：“经云‘至于碣石’，本以纪山而非以纪河也明甚。山自有山之条理，水则以下为趋。惟壶口、雷首、厎柱，山夹河行，出山以后，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东至天津之南，山北而东至永平之北。河云‘入于海者’，流之合也；山云‘入于海’者，支之尽也，安得概以为一哉！”又云：“经记九河在兖而不在冀，而与‘雷夏既泽’，若碣石则固系之冀矣。河之入海终始于兖，禹之不移兖害于冀也，亦以徒移害冀终不能分兖之灾也。”同时，王夫之在被辛树帜先生称之为“发千古之秘”的“导山之说”中，是把《禹贡》“导山”记载的“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称之为“幽燕之道”的：“……恒山而东北，历飞狐、居庸、天寿、密云，逾滦以东，尽于碣石，为舜幽州之境，绕塞以达岛夷，凡千余里，而山相属，其为幽燕之道一也。”应当说，“船山先生”的这些分析是很精辟的，是足以回答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那些生拉硬拽的“说词”的。遗憾的是，郭云鹰、刘玉文等“无棣人士”在考证马谷山是所谓的“无棣《禹贡》碣石”时，是不敢，也不肯正视古代学者诸多精当的论述的，而是在到处煞费心机地寻找一些古书中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以意为之”，生拉硬拽，东挪西移，以用来考证他们所说的“无棣《禹贡》碣石”。和刘玉文先生一起在2000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神州》副刊发表断定山东无棣县境内的马谷山“即《禹贡》之碣石山”的《碣石山在哪里？》一文的郭云鹰同志，在前几年“为了振兴地方旅游经济而写”的《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就是一篇这样的典型的文章。其文章正如一位实在看不过眼去的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通常的观点，《观沧海》是建安十二年曹操北伐乌桓胜利回师，登临昌黎碣石时所作”，他非得“千方百计”，不惜漏洞百出地说成“是‘建安十一年曹率张郃、乐进、李典，渡过黄河向东征青州海滨郡县的海盗头目管承’时所作”不可。不仅如此，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等“无棣人士”，不惜滑天下之大稽，不仅把把“曹操东临之碣石”，而且把战国时燕昭王为齐国人驺衍“如燕”而在今北京市大兴区一带修筑的“碣石宫”，把秦始皇、汉武帝在今昌黎碣石山和秦皇岛一带海边刻石、求仙的活动，以及北魏文成帝在辽西郡海边“筑坛纪行于海滨”，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等等帝王行迹，照单全收，完全悉数“千方百计”地“考证”到了无棣县境内现今距海25公里，海拔63.4米，方圆0.39平方公里，号称“大山”的“小小山丘”马谷山去了，就差没有把对之异常嫉恨的昌黎碣石山也搬到无棣县境。清楚“振兴地方旅游经济”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们理应问一句：不觉得这是在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史上最大的玩笑吗！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在侈谈“碣石”时，也许是因晋宣帝司马懿在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后31年率领大军“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中的“碣石”，实在搬不到无棣县境去，竟然无端地“幽”了笔者一“默”，说笔者在《碣石纵横谈》书稿的《并非“毋庸置论”》一节分析的“前不见史书记载，后不见史书复记”的《新唐书·地理志》在营州所记的“柳城县东有碣石山”，有可能指的是医巫闾山的主峰“望海山”，大概“正是司马懿当年所‘越’”的“后来被称为‘辽碣’的‘碣石’”，实在有点可笑至极。也跟郭云鹰同志一样，千方百计地口口声声说“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的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这下怎么又承认有曹操“东临”、司马懿“越”之的“辽碣”了！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对笔者在考辨碣石的文章中，一再提及《史记·天官书》所记载的“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也相当不满，一是抱怨笔者“在引用时‘山川’一词时，却特意突出‘山’，而故意回避‘川’”（其实王夫之的“山自有山之条理，水则以下为趋”的解读是对“川”的最好答案），一是例举了很多到晋以后才流行的“辽碣”的记载，说是“魏晋人概念很明确，为将其与‘渤碣’相区别，就将其定义为‘辽碣’，后来演变为地域的代称”。其实，正是他本人根本就不明白，“渤碣”与“辽碣”都是指的昌黎碣石山，“渤碣”常用于汉朝以前，“辽碣”常用于晋朝以后，“渤碣”是指“渤海碣石山”（《汉书》有明确记载），“辽碣”是指辽西郡境内的碣石山。自秦汉起，至隋朝止，昌黎碣石山所在地一直属于辽西郡地域，这是凡有点历史地理常识的人都基本上知晓的。紧接，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又说什么“而今奢谈《禹贡》碣石者，多用‘辽碣’混珠于‘渤碣’，所以增加了不必要的人为干扰因素”。而在说这话的时候，却不知道，真正没有弄明白这一历史地理常识的正是他自己；“增加了”碣石考辨的一些“不必要的人为干扰因素”的，也恰恰正是他自己和某些“无棣人士”一再所表达的对历史地理知识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糊涂理念。

体现“支之尽”的“碣石”能与诸山不“山脉相连”吗？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在其“报告”式的文章中，在谈了一番“导山”是为了“导河”等古已有之的见解之后，又心有不甘地说：“‘恒山至于碣石’之‘至于’就是‘相距之远’，即恒山、碣石就不一定是山脉相连，那么这‘终于兖’的‘海边之碣石’、‘碣石河口海滨之地’之碣石，定然是渤海西岸的无棣古碣石，决不会是‘平州之揭石’。”同时，又例举很多山峰及其海拔高度，责怪起《禹贡》的编写者为何没有把太行山脉、燕山山脉诸多高大的山峰记入，反而记了比之低矮得多的碣石山来了。应当说，其所云的“‘恒山至于碣石’之‘至于’就是‘相距之远’”是对的，因为“记远不记近”乃“此经文之妙”（南宋学者傅寅《禹贡说断》语）；但云“即恒山、碣石就不一定是山脉相连，那么这‘终于兖’的‘海边之碣石’、‘碣石河口海滨之地’之碣石，定然是渤海西岸的无棣古碣石，决不会是‘平州之揭石’” ，则是为“无棣《禹贡》碣石”说自造的根本经不住推敲的“理由”了。谁都知道，“平州之碣石”（北朝和隋唐时昌黎碣石山所在地域隶属平州），是与恒山等山峰“山脉相连”的，而且同属禹贡时代的“冀州”境。其中有一点，是任何人都清楚的，既然有了“平州之碣石”，就不可能再有什么 “终于兖”的而且“山脉”不“相连”的所谓“海边之碣石”的。对于《禹贡》在“导山”记载的“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一语，《孔传》将其明确释为：“此二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而入沧海。百川经此众山，禹皆治之，不可胜名，故以山言之。”很明显，《禹贡》“导山”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在说位于“冀州”海边的碣石山是与太行、恒山交接，至于燕山伸向渤海之滨突起的支脉，“尽”于海之畔的。这是与华北地区的整个山势走向基本相符，也是与《史记·天官书》“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的记述的来由。既然“冀州”的海边有主峰形状有如“碣石”的山峰，《禹贡》在记述“山之条理”时，当然要说脉络相连的群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了；即便海边没有碣石山这样的主峰形状独特的燕山伸向渤海之滨突起的支脉，《禹贡》也会选择“冀州”沿海另外一座与之连延的山峰来说“支之尽”，也根本不会去选择断了“脉络”，距离“太行、恒山”有六七百里，中间尽是平原、河流的孤零零地与比之还低得多的马骝山遥遥相伴的马谷山（太行山脉在其西300余公里，中间根本没有任何山丘可言），来说明“支之尽”的，用断了五六百里“支”的“孤丘”是无法说“支之尽”的。说“恒山、碣石就不一定是山脉相连，那么这‘终于兖’的‘海边之碣石’、‘碣石河口海滨之地’之碣石，定然是渤海西岸的无棣古碣石，决不会是‘平州之揭石’”，那仅仅是“有点太痴情无棣马谷山为古碣石山之说”的“清谈者的奇思妙想”和“以意为之”的凭空“臆想”，只能是自话自说，说给自己的信众听听而已。

此外，《史记·天官书》所说的“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之“勃碣”，也只能是与众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当的“平州之碣石”，而不是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说的“指汉渤海郡东的海滨碣石”。“晋代地理学家伏琛”，亦并非“已知最早提及《禹贡》碣石在‘渤海郡东’”的学者。对于伏琛在《齐地记》所说的“渤海郡东有碣石，谓之渤碣”这句话，唐朝著名学者孔颖达曾有相当清楚的解释：“渤海之郡当以此海为名，计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明明是在说汉朝和魏晋时的“渤海郡”（即孔颖达简称的“渤海”）距离“碣石”有“五百余里”，且在其“北”，何以侈谈是“指汉渤海郡东的海滨碣石”呢！笔者在《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一文中说“细细查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册绘制的三国和西晋时的地图，并不难发现，三国和西晋时在辽西郡境内的碣石山正在勃海郡的东北方向，既可称之在其北，也可称之在其东”，并没有说错，根本不是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所讥讽的什么“说点酒话”。我们只要查一查古今地图，就不难发现，昌黎碣石山（那时称絫县碣石山）在西汉时的渤海郡北境安次县（今廊坊市一带）之东210多公里处，在三国和西晋时逼近今天津市的渤海郡北境之东偏北200公里左右的渤海北岸，在西汉和东汉时的渤海郡治泛阳（今沧州市东南附近）的东北248公里处，在三国和西晋时的渤海郡治南皮（今沧州市南皮县）的东北283公里处，这是基本与伏琛在其《齐地记》所说的“渤海郡东有碣石，谓之渤碣”和唐朝著名学者孔颖达“计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的记述相吻合的。“说点酒话”，是笔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张贴的一篇随笔文章题目，不想，被大概在本人的博客主页上读到《说点酒话》这篇随笔文章的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用上了，借此而说什么“地域上的相对位置是不分朝代的为转移的，焉论三国或西晋。当时的渤海郡治南皮，今昌黎‘碣石’到底是在其东、其北？岂用看《中国历史地图集》，打开现代地图便可一目了然。大概是伏琛也想‘说点酒话’了”。莫名其妙，笔者所说的“三国和西晋时在辽西郡境内的碣石山”的“三国和西晋时”是一句限定语，是在说碣石山在“三国和西晋时”是“在辽西郡境内”的，怎么就成了“地域上的相对位置是不分朝代的为转移的，焉论三国或西晋”、“打开现代地图便可一目了然”！究竟是谁在“说点酒话”，这还用再说吗！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又说：“《齐地记》是公认的齐地的‘地方志’，是‘专记齐地之事’的方志，伏琛焉能昏昏然把‘辽西郡境内的碣石山’错写进‘齐地记’。”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难道作为“晋代地理学家”的伏琛在著《齐地记》介绍渤海郡时，就不可以提到他认为在“其东”的几百里外的《史记》“谓之渤碣”的碣石山，来说说“渤海郡”的地理位置么！实际上，伏琛根本没有“昏昏然”，也没有“说点酒话”，“昏昏然”地“说点酒话”的，恐怕是误认其为“‘终于兖’的‘海边之碣石’”的某位把一个偌大的渤海湾海域圈定在两汉和魏晋时的渤海郡有限海域的曾很“谦恭”的先生吧。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有关地图不是“橡皮擦子”

今年1月中旬，笔者在和讯博客自己建立的个人主页上，发表了与郭云鹰、刘玉文等同志商榷的文章《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当时，为便于博友和访客明晰昌黎碣石山和无棣马谷山在东汉末期的地理位置，笔者从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截取几张古代有关区域示意图，转贴在了文章中间，主要目的是为说明曹操在到昌黎碣石山“以观沧海”的前一年秋天，由邺城出发渡过黄河向东征青州海滨郡县的海盗头目管承时，根本不可能向东北偏南方向绕行数百里，到今无棣县的马谷山，去搞一些“无棣人士”所认为的“东临碣石”。不想，这几张通通常常的历史地图，竟惹得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大动肝火，说这几张图是感觉老是眼前“晃来晃去”的“橡皮擦子”。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的话是这么说的：“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确曾在‘辽西’的几幅中古地图上标过‘碣石山’。但不等于是千古不可动摇的定论。不时拿着这几幅地图晃来晃去，以为这么一晃悠，就可像橡皮擦子那样，可把伏琛、王充耘、刘世伟、顾炎武、蒋廷锡、杜堮、贾恩绂等古人以及邵瑞彭、孙寿荫、刘起釪、黄盛璋、冯君实等当代专家学者的论述一下子从学术界给抹掉了，人们只能去做皈依‘昌黎说’的信徒了。乾隆五十八年冬镌的《书经体注嫏环合参》所附的‘禹贡总图’和‘禹贡帝都图’（见附图）中的‘碣石’位于‘九河’入海口和恒水（古入海口約在今河北文安县境）、卫水（约为今海河支流南运河）入海口之间，‘北岳恒山’与‘碣石’也没有相交接的‘燕山’。这种标注，恐怕在‘大清朝’也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这‘禹贡图’上的‘碣石’，无疑就是董宝瑞所知晓的那座‘孤零零藏在今无棣沿海地带的马谷山’。”紧接，又说：“当有人拿着《中国历史地图集》忽悠时，谭其骧先生却在1987年5月3日《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记’中，谦恭地写道：‘但由于史料不够详细，或记载有矛盾，学者们对这部图集所画到的某些方面很可能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有些问题确是难以判断哪一种看法最符合历史实情。但编绘地图不像撰写论文那样可以众说并陈，一般只能采用一种编者认为最恰当的办法予以表示。因此，尽管我们在图上采用了某种画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画法。’‘总之，这部图集里所画出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点、线、面，只能说是比较审慎的、可靠的，不能说全都是绝对可靠的、十分准确的。我们编者有此自知之明，请读者也不要轻易把它们都看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如果能被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我们便感到满足了。’大家尚且如此，充其量算个‘《禹贡》碣石’业余爱好者的我们，又应当以何種态度来探讨《禹贡》这篇古籍呢？的确值得深思。”

笔者不大明白，本人仅在自己的博客发表反驳郭云鹰、刘玉文等“无棣人士”不惜颠倒史书前后记载，“千方百计”地要把曹操“东临”的“碣石”生说成无棣县境的“小小山丘”——马谷山而写的《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一文中，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期转贴了几张古代有关区域的示意图，怎么就成了“不时拿着这几幅地图晃来晃去”了，就是什么“以为这么一晃悠，就可像橡皮擦子那样，可把伏琛、王充耘、刘世伟、顾炎武、蒋廷锡、杜堮、贾恩绂等古人以及邵瑞彭、孙寿荫、刘起釪、黄盛璋、冯君实等当代专家学者的论述一下子从学术界给抹掉了，人们只能去做皈依‘昌黎说’的信徒了”了？不觉得说出这种话太滑稽，太可笑吗！确实，笔者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转贴的几张古代有关区域示意图，并没有把“那座‘孤零零藏在今无棣沿海地带的马谷山’”标绘成曹操“东临”的碣石山，这难道就成了所谓的“橡皮擦子”了吗？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可以对基本上把古碣石山都标绘成今昌黎城北的碣石山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视而不见（省得觉得老是“晃来晃去”），但这样标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突出成果，是谭其骧先生等不少历史地理研究学者多年呕心沥血地研究与绘制的结晶，恐怕谁也不能说它是“橡皮擦子”吧！笔者贴这几张历史地图，若能把“伏琛、王充耘、刘世伟、顾炎武、蒋廷锡、杜堮、贾恩绂等古人以及邵瑞彭、孙寿荫、刘起釪、黄盛璋、冯君实等当代专家学者的论述一下子从学术界给抹掉”，那这“橡皮擦子”可就神了！笔者从来没有让任何人都来“做皈依‘昌黎说’的信徒”的意图，也没有这样天大的本事，也希望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最好也不要有那种让其本地人和外地人都顺从“无棣说”的企图，那只会徒增更多的无法排遣的烦恼。笔者多年来对碣石考辨问题比较有兴趣，发表的都是堂堂正正、认认真真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开展问题讨论的见解和意见，稍微懂得学术研究和问题讨论规则和规范的人，都不会说这是什么“橡皮擦子”；若是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所认为的那种“橡皮擦子”的话，《历史地理》、《地名丛刊》、《河北学刊》等报刊也断不会发表笔者的那些有理有据的论文了。不过，笔者从网络读到郭云鹰、刘玉文等“无棣人士”的一些考证所谓“无棣《禹贡》碣石”的文章，倒看出似乎有点“橡皮擦子”的味道。一些文章的话里话外，总带有那么一种情绪，好像“擦”掉历代正史地理志所记载和古今不少学者所考定的昌黎碣石山，就能把碣石山“挪”到无棣县境去了。这样来为当地的“政绩”工程服务，是谁也管不了，也管不着的事情。但是，学术研究和问题讨论，毕竟是很严肃的事情，是不能随便“以意为之”的。要想“擦”，要想“挪”，必须拿出科学的根据来，拿出经得住学术界推敲的理据来，切莫拿“大锯齿”、“大烟囱”那样的话胡乱“晃来晃去”，生“忽悠”一个点的，也不要大搞什么“偷梁换柱”、“强词夺理”的勾当混淆视听。颇令人可笑的是，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在说“橡皮擦子”这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时，也没有忘记“晃悠”一下所谓“无棣《禹贡》碣石”说，说“乾隆五十八年冬镌的《书经体注嫏环合参》所附的‘禹贡总图’和‘禹贡帝都图’”标绘于“‘九河’入海口和恒水（古入海口約在今河北文安县境）、卫水（约为今海河支流南运河）入海口之间”的“碣石”，“无疑就是董宝瑞所知晓的那座‘孤零零藏在今无棣沿海地带的马谷山’”。好像人们都不知道天津和沧州一带的地理形势似的。实际上，那是信从蔡沈的“碣石”在“河口之地”之说的人，将一些先儒臆断的“碣石”标绘在古黄河口一带，并不是标绘在包括无棣县境在内的今黄河口一带（有兴趣的读者可去无棣方圆察看那两张清朝的示意图）。

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说：“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确曾在‘辽西’的几幅中古地图上标过‘碣石山’。但不等于是千古不可动摇的定论。”是的，谁也没有将其当成“千古不可动摇的定论”。定论，是相对的。但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既然成了定论，就有这个历史时期的根基，这个根基只要是科学的，就是不可轻易“动摇”的。古今碣石为一山，迄今为止，仍然是被《辞海》、《词源》等重要辞书采用的“不可动摇的定论”；因为，它不是像所谓的“无棣《禹贡》碣石”说那样，是被一些人为了“振兴地方旅游经济”而“轻易”地“看成”的，被某教授的一句不知所云的话轻飘飘地“认定”的。请无棣有人在愚人节之夜匿名贴出的匿名的《〈禹贡集传〉札记》的为文者最好不用拿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后记中写的那些说明和交代有关情况的话“忽悠”，那不是谭其骧先生的“谦恭”，而是谭其骧先生阐述的实际情况，是在讲述学术研究必有的规则与应有的风范。谭其骧先生并没有说古代的大多数地名都标绘错了，特别是没有循着“乾隆五十八年冬镌的《书经体注嫏环合参》所附的‘禹贡总图’和‘禹贡帝都图’”，把碣石山标绘到古黄河口，乃至标绘到无棣县境，是犯了不小的“错误”。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绘制的《历代舆地图》基础上，